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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颗求知的种子经过处理,它还能开出真理之花吗?

发布时间:2019-11-13 08:26:36   文章来源:网络    浏览次数:3256

主流观点认为,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起源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然而,有些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交流。由于交流是“通过信息进行的社会互动”,所以对交流的研究必须非常广泛。眼睛的传播、发型的流行、情感的感染、疾病和流行病的传播、文化的交流等等都是传播的,不能由单一的学科来控制。因此,所谓的“传播学”应该有一个更明智的表述,叫做“传播学”。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多学科的知识领域,“是一个多元化、多学科、多意识形态交叉的“十字路口”类型的公共领域,一些学科穿插在这里,但并没有停留——它“从来没有依赖单一的知识来源,也从来没有统一过。”

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观点,但是它不能让我的视线离开主流观点:为什么有交流?为什么它起源于美国?

“胁迫:心理战和美国传播学的兴起”部分回答了我的问题。作者指出,传播科学的兴起首先离不开战争,然后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支持。社会学家拉斯韦尔被许多人视为传播的四位创始人之一(他自己并不承认)。他的博士论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方的宣传活动为基础,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沃尔特·李普曼是通信史上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两部重要作品《舆论》和《幻像公众》也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他是情报机构的顾问,也是美国远征军宣传部的宣传员。这两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没有区别。他们都认为沟通不是简单的互动,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工具,有利于等级社会的控制和秩序。李普曼的表达更模糊,而拉斯韦尔的表达更直截了当。他写道,“成功的社会和政治管理往往依赖于宣传和暴力或非暴力胁迫、经济诱因(包括贿赂)、外交谈判和其他手段的综合运用。”坦率地说,传播的先驱和创始人都把传播的本质等同于宣传,是将权力意志强加于他人,特别是公众的有效工具。

只要它是一个有效的工具,权力总是有办法抢占它。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使用通信是暂时的,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传播学领域的“灯塔”威尔伯·施拉姆为例。从1948年到1970年,他是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他的许多作品,包括里程碑式的作品《大众传播的过程和效果》,都是为美国政府的宣传项目准备的教材。他曾与美国信息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海军研究署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他还曾担任国防部长特别行动咨询小组的秘书长,并在国防科学委员会任职。他由中央情报局和军方资助的研究项目仍然是保密的。这份长长的简历给传播学留下了一个有趣的脚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很明显,许多传播研究理论的实验往往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胁迫技术》一口气列举了九个清单,包括传播效果研究、舆论调查方法研究、国家传播系统研究、扩散理论研究等。其中一些项目直接由美国政府和军方资助,而其他项目则以“民间研究”的形式出现,仍然由政府控制。因为在美国政府看来,这些研究都属于心理战的范畴,不能脱离冷战的大框架。

操纵国家权力有时残忍,有时聪明。例如,“胁迫”提到,美国政府不仅资助有明确敌我意识的项目,还暗中帮助自称中立、对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持保留态度的左翼精英,因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似乎与苏联意识形态竞争的替代方案。因此,当梅尔文·拉斯基、西德尼·胡克、爱德华·席尔斯、丹尼尔·贝尔和其他名字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名单上时,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奇怪。

所有这些创造了美国交流的一个奇怪的方面。一方面,传播研究的实践者声称是民主和自由的捍卫者、社会改革者和进步人士,认为他们的研究是“让当权者倾听普通人的声音”。另一方面,他们研究的实际效果是让当权者更好地控制普通人的思想。回忆一个在美国之音工作时与其他左翼精英相似的交流学者的矛盾心态是很典型的。他把自己定位为宣传机器中不重要的一小部分,“不喜欢假装成美国外交政策的狂热批评者。”与此同时,他还坚持说,他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负责德国宣传工作的赫伯特·马尔库塞一样,“没有与政府妥协。”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传播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是“胁迫艺术”备受关注的时期。现阶段,就真正的学术价值而言,美国传播研究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没有简单的答案。一位传播科学家在评论中指出,在那20年里,尽管传播论文的产出很高,但深度“并没有激励他”。其他几位学者表达了类似的悲观态度。他们认为传播研究的“雄心”已经耗尽了20多年。为什么会这样?作为实践者,难道他们不应该认为一颗知识的种子已经被预先处理,谁能保证这颗种子会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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